社會信用體系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社會治理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礎工程。隨著我國數字化轉型和數字經濟的加速發展，社會信用體系的構建和完善面臨著重大機遇與挑戰。構建既體現數字經濟時代數據和技術雙輪驅動優勢，又回應數字經濟規范健康發展需求的社會信用體系，對于推進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社會信用體系數字化是數字經濟時代的必然選擇。以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為內核的數字經濟重塑了經濟社會的發展態勢，也深刻影響著社會信用體系的運行基礎。在數字經濟時代，經濟社會活動的場景、模式和關系結構向數字空間不斷遷移，信用信息碎片化、數據化和網絡化的特征更加突出，依托傳統理念和路徑構建的社會信用體系的局限性日益凸顯，有必要通過數字化轉型與改造增強其適應性。同時，數字經濟規模迅速增長，各類主體的參與程度不斷加深，市場上野蠻生長和無序擴張的現象屢見不鮮，沖擊著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亟須數字化的社會信用體系予以規范和約束。在數字經濟背景下推動社會信用體系的數字化轉型，將促進數字經濟與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融合發展。一方面，體現數字經濟特征的數字化社會信用體系能夠實現信用信息采集的多維化、信用信息傳遞的平臺化、信用產品供給的多元化、信用聯合懲戒的精準化以及信用監管的智能化，進一步拓展信用體系的內涵和外延，豐富信用管理的手段和范圍；另一方面，回應數字經濟需求的數字化社會信用體系能夠以信用監管和信用治理支撐數字經濟發展，有效解決數字經濟模式下的信息不對稱和道德風險，有助于營造開放、健康、安全的數字經濟生態。
社會信用體系數字化是推動信用治理的強大助力。社會信用體系的基本功能在于借助信用評價機制對各類主體形成激勵約束，從而實現經濟社會有效治理。社會信用體系數字化轉型可以充分激活傳統社會信用體系中的信用信息形成和歸集的路徑，優化信用評價機制的運行機理和適用場景，實現信用治理功能效用最大化。首先，社會信用體系數字化有助于交易輔助機制的實現。社會信用體系數字化轉型能夠使市場主體信用信息更加及時、高效、精準地生成、獲取和流通，在強化市場主體信用約束的同時減少交易中的信息不對稱，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其次，社會信用體系數字化有助于智慧監管機制的構建。社會信用體系數字化轉型可以打破“數據孤島”，實現信用信息的互聯互通，支持多部門協同監管，通過建立信用信息智能處理模型，基于信用分類和數字技術手段構建企業信用風險預警機制，及時防范和處置風險，提升監管效能。最后，社會信用體系數字化有助于社會治理范式的優化。社會信用體系數字化轉型可以拓展信用主體信用信息的來源和應用場景，將個人與組織的誠信水平與數字信用身份掛鉤，強化信用約束，從而引導誠信文化建設，推動形成崇尚誠信、踐行誠信的良好風尚。同時通過信用風險實時監測，及時發現并量化潛在失信隱患及相關社會矛盾，使數字化社會信用體系成為社會矛盾源頭化治理的重要工具。
那么，如何實現社會信用體系數字化？
一要以技術和數據為核心驅動。數字經濟本質上是以數據資源為關鍵要素、以新興數字技術為重要依托的新業態和新模式，其時代意義不局限于經濟形態的變革，同時會對社會關系結構和社會治理模式產生革命性的衍生影響。技術和數據不僅推動了數字經濟的興起與繁榮，而且能夠為數字化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賦能。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等新興數字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在催生數字經濟模式創新的同時推動了傳統社會信用體系中征信評信用信的機制變革。新興數字產業運行和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形成的海量數據，也為信用信息的生成和歸集提供了豐富的資源支撐。以大數據征信為例，信用主體在社會經濟生活各個環節產生的碎片化數據，可以經數據挖掘和結構化處理后進行分析，將不同來源、不同維度的數據加以匯聚和關聯，從而生成信用信息并根據分析規則對特定主體完成“信用畫像”。基于深度學習技術的文義、圖像、視頻識別以及數據分析神經網絡能夠發現各類數據與主體信用程度間的潛在聯系，從而超越人工定義規則構造的傳統信用評價體系，實現征信評信用信的“智能化”。
二要突破轉型升級的現實障礙。傳統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和運行中的漸進性和分散性，以及系統性等思維的不足，導致其數字化轉型存在著明顯的障礙和挑戰。一是信用數據共享不足。推動信用數據的互通共享，面臨著激勵機制不健全導致“不愿共享”、權責界定不清導致“不敢共享”、信用數據標準不統一導致“不能共享”，由此產生的“數據鴻溝”不僅限制了信用數據的利用率和價值挖掘可能，而且嚴重阻礙了多源異構的信用數據歸集整合。二是信用信息系統分散。由于我國信用體系建設過程中的條塊分割和地區分割，導致當前信用信息系統在多行業、多部門、多主體和多地域呈分散、封閉和壟斷并存狀態，各類信用信息資源庫在數量、內容、廣度、深度以及軟、硬件平臺方面差別較大，阻礙了信用信息的流通整合。三是信用產品形態單一。政府和企業提供的個人信用產品形式趨同，市場評信機制混亂。企業信用產品缺乏市場創新，市場化企業征信機構在信息采集范圍、來源、方式上鮮有差別，提供的產品種類、服務方式也較為單一，應用場景也較為有限。四是信用基礎設施落后。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中的數據規模和數據質量低于預期，信用信息平臺數據挖掘能力不足，數字化技術應用進展緩慢，智能化程度和拓展性不強。五是信用立法進展緩慢。國家層面信用立法工作尚未取得實質成果，全國性統一標準的缺乏導致地方先行制度建設試點無統一指引，在社會信用體系部分重點領域也存在制度供給明顯落后于實踐發展問題。實現社會信用體系數字化轉型，應當正確認識并有效解決這些體制機制障礙。
三要樹立科學的發展思路。作為一項系統工程，社會信用體系數字化既涉及信用評價、數字技術應用和數據流動等方面的機制問題，也關系個人信息保護、數據治理和信用監管等方面的制度問題，必須運用系統思維科學構建社會信用體系數字化的發展思路。首先，社會信用體系數字化建設應當與數字中國建設相結合。借助數字技術提升社會信用體系的現代化水平與應用能效，圍繞數據要素發揮信用體系在構建以信用為核心的經濟社會治理機制中的關鍵作用，實現數字化、智慧化、信用化的有機結合。其次，社會信用體系數字化建設應當與數據治理相結合。把數據治理理念貫穿到社會信用體系數字化的全過程，在數據驅動數字化轉型的同時兼顧數據流動與數據安全，通過完善公共數據開放，強化數據安全保障，推進數據要素配置改革，從而實現信用數據利用的社會總體效益最優。再次，社會信用體系數字化建設應當與監管改革創新相結合。以信用為基礎的新型監管機制是信用體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應加強統一信用信息監管平臺建設，完善信用信息分類使用標準，推動和健全智慧監管、信用監管的機制創新。最后，社會信用體系數字化建設應當與社會信用立法相結合。在法治軌道上推動社會信用體系數字化轉型，通過完善社會信用立法體系，構建信用法治監督與保障機制，明確信用主體和信用基礎設施的權利、義務和責任，規范信用信息和信用數據處理和利用，實現數字化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系統規范發展。
作者：袁康（武漢大學網絡治理研究院副院長）
社會信用體系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社會治理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礎工程。隨著我國數字化轉型和數字經濟的加速發展，社會信用體系的構建和完善面臨著重大機遇與挑戰。構建既體現數字經濟時代數據和技術雙輪驅動優勢，又回應數字經濟規范健康發展需求的社會信用體系，對于推進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社會信用體系數字化是數字經濟時代的必然選擇。以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為內核的數字經濟重塑了經濟社會的發展態勢，也深刻影響著社會信用體系的運行基礎。在數字經濟時代，經濟社會活動的場景、模式和關系結構向數字空間不斷遷移，信用信息碎片化、數據化和網絡化的特征更加突出，依托傳統理念和路徑構建的社會信用體系的局限性日益凸顯，有必要通過數字化轉型與改造增強其適應性。同時，數字經濟規模迅速增長，各類主體的參與程度不斷加深，市場上野蠻生長和無序擴張的現象屢見不鮮，沖擊著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亟須數字化的社會信用體系予以規范和約束。在數字經濟背景下推動社會信用體系的數字化轉型，將促進數字經濟與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融合發展。一方面，體現數字經濟特征的數字化社會信用體系能夠實現信用信息采集的多維化、信用信息傳遞的平臺化、信用產品供給的多元化、信用聯合懲戒的精準化以及信用監管的智能化，進一步拓展信用體系的內涵和外延，豐富信用管理的手段和范圍；另一方面，回應數字經濟需求的數字化社會信用體系能夠以信用監管和信用治理支撐數字經濟發展，有效解決數字經濟模式下的信息不對稱和道德風險，有助于營造開放、健康、安全的數字經濟生態。
社會信用體系數字化是推動信用治理的強大助力。社會信用體系的基本功能在于借助信用評價機制對各類主體形成激勵約束，從而實現經濟社會有效治理。社會信用體系數字化轉型可以充分激活傳統社會信用體系中的信用信息形成和歸集的路徑，優化信用評價機制的運行機理和適用場景，實現信用治理功能效用最大化。首先，社會信用體系數字化有助于交易輔助機制的實現。社會信用體系數字化轉型能夠使市場主體信用信息更加及時、高效、精準地生成、獲取和流通，在強化市場主體信用約束的同時減少交易中的信息不對稱，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其次，社會信用體系數字化有助于智慧監管機制的構建。社會信用體系數字化轉型可以打破“數據孤島”，實現信用信息的互聯互通，支持多部門協同監管，通過建立信用信息智能處理模型，基于信用分類和數字技術手段構建企業信用風險預警機制，及時防范和處置風險，提升監管效能。最后，社會信用體系數字化有助于社會治理范式的優化。社會信用體系數字化轉型可以拓展信用主體信用信息的來源和應用場景，將個人與組織的誠信水平與數字信用身份掛鉤，強化信用約束，從而引導誠信文化建設，推動形成崇尚誠信、踐行誠信的良好風尚。同時通過信用風險實時監測，及時發現并量化潛在失信隱患及相關社會矛盾，使數字化社會信用體系成為社會矛盾源頭化治理的重要工具。
那么，如何實現社會信用體系數字化？
一要以技術和數據為核心驅動。數字經濟本質上是以數據資源為關鍵要素、以新興數字技術為重要依托的新業態和新模式，其時代意義不局限于經濟形態的變革，同時會對社會關系結構和社會治理模式產生革命性的衍生影響。技術和數據不僅推動了數字經濟的興起與繁榮，而且能夠為數字化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賦能。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等新興數字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在催生數字經濟模式創新的同時推動了傳統社會信用體系中征信評信用信的機制變革。新興數字產業運行和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形成的海量數據，也為信用信息的生成和歸集提供了豐富的資源支撐。以大數據征信為例，信用主體在社會經濟生活各個環節產生的碎片化數據，可以經數據挖掘和結構化處理后進行分析，將不同來源、不同維度的數據加以匯聚和關聯，從而生成信用信息并根據分析規則對特定主體完成“信用畫像”。基于深度學習技術的文義、圖像、視頻識別以及數據分析神經網絡能夠發現各類數據與主體信用程度間的潛在聯系，從而超越人工定義規則構造的傳統信用評價體系，實現征信評信用信的“智能化”。
二要突破轉型升級的現實障礙。傳統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和運行中的漸進性和分散性，以及系統性等思維的不足，導致其數字化轉型存在著明顯的障礙和挑戰。一是信用數據共享不足。推動信用數據的互通共享，面臨著激勵機制不健全導致“不愿共享”、權責界定不清導致“不敢共享”、信用數據標準不統一導致“不能共享”，由此產生的“數據鴻溝”不僅限制了信用數據的利用率和價值挖掘可能，而且嚴重阻礙了多源異構的信用數據歸集整合。二是信用信息系統分散。由于我國信用體系建設過程中的條塊分割和地區分割，導致當前信用信息系統在多行業、多部門、多主體和多地域呈分散、封閉和壟斷并存狀態，各類信用信息資源庫在數量、內容、廣度、深度以及軟、硬件平臺方面差別較大，阻礙了信用信息的流通整合。三是信用產品形態單一。政府和企業提供的個人信用產品形式趨同，市場評信機制混亂。企業信用產品缺乏市場創新，市場化企業征信機構在信息采集范圍、來源、方式上鮮有差別，提供的產品種類、服務方式也較為單一，應用場景也較為有限。四是信用基礎設施落后。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中的數據規模和數據質量低于預期，信用信息平臺數據挖掘能力不足，數字化技術應用進展緩慢，智能化程度和拓展性不強。五是信用立法進展緩慢。國家層面信用立法工作尚未取得實質成果，全國性統一標準的缺乏導致地方先行制度建設試點無統一指引，在社會信用體系部分重點領域也存在制度供給明顯落后于實踐發展問題。實現社會信用體系數字化轉型，應當正確認識并有效解決這些體制機制障礙。
三要樹立科學的發展思路。作為一項系統工程，社會信用體系數字化既涉及信用評價、數字技術應用和數據流動等方面的機制問題，也關系個人信息保護、數據治理和信用監管等方面的制度問題，必須運用系統思維科學構建社會信用體系數字化的發展思路。首先，社會信用體系數字化建設應當與數字中國建設相結合。借助數字技術提升社會信用體系的現代化水平與應用能效，圍繞數據要素發揮信用體系在構建以信用為核心的經濟社會治理機制中的關鍵作用，實現數字化、智慧化、信用化的有機結合。其次，社會信用體系數字化建設應當與數據治理相結合。把數據治理理念貫穿到社會信用體系數字化的全過程，在數據驅動數字化轉型的同時兼顧數據流動與數據安全，通過完善公共數據開放，強化數據安全保障，推進數據要素配置改革，從而實現信用數據利用的社會總體效益最優。再次，社會信用體系數字化建設應當與監管改革創新相結合。以信用為基礎的新型監管機制是信用體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應加強統一信用信息監管平臺建設，完善信用信息分類使用標準，推動和健全智慧監管、信用監管的機制創新。最后，社會信用體系數字化建設應當與社會信用立法相結合。在法治軌道上推動社會信用體系數字化轉型，通過完善社會信用立法體系，構建信用法治監督與保障機制，明確信用主體和信用基礎設施的權利、義務和責任，規范信用信息和信用數據處理和利用，實現數字化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系統規范發展。
作者：袁康（武漢大學網絡治理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