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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東政法大學羅培新在《中國應用法學》2023年第2期上發(fā)表題為《論社會信用立法的基本范疇》的文章中指出：
近年來，我國大力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取得了良好效果。基于信用的政府分類監(jiān)管、審批告知承諾制、證明事項清理等改革，有效地降低了市場主體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顯著提升了我國營商環(huán)境的全球排名。社會普遍接受的共識是，社會信用體系已然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此過程中，國家一直強調推進社會信用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各地社會信用專項立法如火如荼。然而，由于國家上位法的缺失，有些地方政府在推行社會信用治理時，正當程序缺失，著力過猛，在抑制公共權力與保護私人法益方面，均有偏頗之處，引發(fā)學界關注。
社會信用立法，須先解決何為“社會信用”這一問題。當下國務院的政策文件，并未界定“社會信用”，這并非因為社會信用的語義不言自明，而是因為政策文件本身無權設定具有利益與負擔分配意義的法律規(guī)范。在對社會信用進行界定時，必須處理好以下兩方面的關系：其一，社會信用與商業(yè)信用（即征信）的關系；其二，社會信用與道德的關系。
社會信用可以界定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統(tǒng)稱為信息主體）履行法定或者約定義務的狀況。根據(jù)此定義，失信行為必定是違法或違約行為，但違法違約行為未必一定是失信行為，是否要記為失信行為，這取決于價值判斷與法益衡量，即哪些違法行為必須通過信用懲戒來予以遏制。信用不是獨立的權利類型，信用懲戒也不是獨立的行政處罰，而是種種“不利對待”的事項集成。須遵循合法、關聯(lián)與正當原則，國家相關部門發(fā)布的基礎清單與基礎目錄，是非常有益的做法。
社會信用立法，是一次集成型法治活動，既要梳理既有法律淵源，合理界定失信行為，又要在法治原則的指引下，妥當設定懲戒措施。在這個過程中，還要遏制公權擴張的沖動，盡最大努力保護私益，只有這樣，社會信用立法才能行穩(wěn)致遠。
華東政法大學羅培新在《中國應用法學》2023年第2期上發(fā)表題為《論社會信用立法的基本范疇》的文章中指出：
近年來，我國大力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取得了良好效果。基于信用的政府分類監(jiān)管、審批告知承諾制、證明事項清理等改革，有效地降低了市場主體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顯著提升了我國營商環(huán)境的全球排名。社會普遍接受的共識是，社會信用體系已然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此過程中，國家一直強調推進社會信用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各地社會信用專項立法如火如荼。然而，由于國家上位法的缺失，有些地方政府在推行社會信用治理時，正當程序缺失，著力過猛，在抑制公共權力與保護私人法益方面，均有偏頗之處，引發(fā)學界關注。
社會信用立法，須先解決何為“社會信用”這一問題。當下國務院的政策文件，并未界定“社會信用”，這并非因為社會信用的語義不言自明，而是因為政策文件本身無權設定具有利益與負擔分配意義的法律規(guī)范。在對社會信用進行界定時，必須處理好以下兩方面的關系：其一，社會信用與商業(yè)信用（即征信）的關系；其二，社會信用與道德的關系。
社會信用可以界定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統(tǒng)稱為信息主體）履行法定或者約定義務的狀況。根據(jù)此定義，失信行為必定是違法或違約行為，但違法違約行為未必一定是失信行為，是否要記為失信行為，這取決于價值判斷與法益衡量，即哪些違法行為必須通過信用懲戒來予以遏制。信用不是獨立的權利類型，信用懲戒也不是獨立的行政處罰，而是種種“不利對待”的事項集成。須遵循合法、關聯(lián)與正當原則，國家相關部門發(fā)布的基礎清單與基礎目錄，是非常有益的做法。
社會信用立法，是一次集成型法治活動，既要梳理既有法律淵源，合理界定失信行為，又要在法治原則的指引下，妥當設定懲戒措施。在這個過程中，還要遏制公權擴張的沖動，盡最大努力保護私益，只有這樣，社會信用立法才能行穩(wěn)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