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東政法大學羅培新在《中國應用法學》2023年第2期上發表題為《論社會信用立法的基本范疇》的文章中指出：
近年來，我國大力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取得了良好效果。基于信用的政府分類監管、審批告知承諾制、證明事項清理等改革，有效地降低了市場主體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顯著提升了我國營商環境的全球排名。社會普遍接受的共識是，社會信用體系已然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此過程中，國家一直強調推進社會信用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各地社會信用專項立法如火如荼。然而，由于國家上位法的缺失，有些地方政府在推行社會信用治理時，正當程序缺失，著力過猛，在抑制公共權力與保護私人法益方面，均有偏頗之處，引發學界關注。
社會信用立法，須先解決何為“社會信用”這一問題。當下國務院的政策文件，并未界定“社會信用”，這并非因為社會信用的語義不言自明，而是因為政策文件本身無權設定具有利益與負擔分配意義的法律規范。在對社會信用進行界定時，必須處理好以下兩方面的關系：其一，社會信用與商業信用（即征信）的關系；其二，社會信用與道德的關系。
社會信用可以界定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統稱為信息主體）履行法定或者約定義務的狀況。根據此定義，失信行為必定是違法或違約行為，但違法違約行為未必一定是失信行為，是否要記為失信行為，這取決于價值判斷與法益衡量，即哪些違法行為必須通過信用懲戒來予以遏制。信用不是獨立的權利類型，信用懲戒也不是獨立的行政處罰，而是種種“不利對待”的事項集成。須遵循合法、關聯與正當原則，國家相關部門發布的基礎清單與基礎目錄，是非常有益的做法。
社會信用立法，是一次集成型法治活動，既要梳理既有法律淵源，合理界定失信行為，又要在法治原則的指引下，妥當設定懲戒措施。在這個過程中，還要遏制公權擴張的沖動，盡最大努力保護私益，只有這樣，社會信用立法才能行穩致遠。
華東政法大學羅培新在《中國應用法學》2023年第2期上發表題為《論社會信用立法的基本范疇》的文章中指出：
近年來，我國大力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取得了良好效果。基于信用的政府分類監管、審批告知承諾制、證明事項清理等改革，有效地降低了市場主體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顯著提升了我國營商環境的全球排名。社會普遍接受的共識是，社會信用體系已然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此過程中，國家一直強調推進社會信用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各地社會信用專項立法如火如荼。然而，由于國家上位法的缺失，有些地方政府在推行社會信用治理時，正當程序缺失，著力過猛，在抑制公共權力與保護私人法益方面，均有偏頗之處，引發學界關注。
社會信用立法，須先解決何為“社會信用”這一問題。當下國務院的政策文件，并未界定“社會信用”，這并非因為社會信用的語義不言自明，而是因為政策文件本身無權設定具有利益與負擔分配意義的法律規范。在對社會信用進行界定時，必須處理好以下兩方面的關系：其一，社會信用與商業信用（即征信）的關系；其二，社會信用與道德的關系。
社會信用可以界定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統稱為信息主體）履行法定或者約定義務的狀況。根據此定義，失信行為必定是違法或違約行為，但違法違約行為未必一定是失信行為，是否要記為失信行為，這取決于價值判斷與法益衡量，即哪些違法行為必須通過信用懲戒來予以遏制。信用不是獨立的權利類型，信用懲戒也不是獨立的行政處罰，而是種種“不利對待”的事項集成。須遵循合法、關聯與正當原則，國家相關部門發布的基礎清單與基礎目錄，是非常有益的做法。
社會信用立法，是一次集成型法治活動，既要梳理既有法律淵源，合理界定失信行為，又要在法治原則的指引下，妥當設定懲戒措施。在這個過程中，還要遏制公權擴張的沖動，盡最大努力保護私益，只有這樣，社會信用立法才能行穩致遠。